保险业要顺应国家大力推动医养结合、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和老龄产业，着眼于促进全民健康素质提高，推动形成预防、医疗、康复、护理等相衔接的、贯通生命全周期的医疗服务体系。
1-6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2.49%，比去年同期下滑2.81个百分点。要针对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层崛起和消费习惯变化带来的新需求，大力开发保险新产品、提供新服务。
同时，在投资端收益持续下滑的情况下，有的保险机构依然在负债端保持高结算利率，资产负债匹配难度持续加大。全行业要在正本清源、坚持保险姓保的前提下，提升保险供给质量、优化保险供给结构，主动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要让保险成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发挥保险业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方面的作用。(二）推进保险监管供给侧改革，优化制度供给 深化保险监管改革，有利于释放保险供给端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在开放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积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重点是完善以科技保险为核心的创新支持体系，以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为核心的融资增信服务体系。重点还是要做好大病保险和农业保险。但随着资本持续外流，央行的冲销能力开始下降，冲销成本上升，一旦央行的逆市冲销不能完全对冲资本外流，这就会导致流动性下降、利率攀升。
换句话说，为了救援银行，中国公共部门可能要被迫举债，直接导致公共部门债务上升。因此，大规模进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做法必将进一步恶化银行资产端。第一个减震器：高储蓄。而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库存巨大，去库存要耗费相当长一段时间。
过去，人民币汇率尚未实现市场化，国内金融环境处于抑制状态。据估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中国企业平均投资回报率在10%以上，而目前回报率已降至5%以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发生腰斩，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产能过剩。
对这种金融风险，过高估计比过低估计要好，未来银行业压力会很大，所以我们应该提前预防。而自2012年之后，中国双顺差开始变成一正一负，资本账户逆差意味着中国发生了资本外流。上述三部门框架是分析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总体框架。公共部门的减震器是低水平的政府债务。
一种光明的情景是中国能够通过前面讲的种种对策来化解未来面临的风险，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伴随着涉外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外债规模（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从2001年的2033亿美元快速增至2015年末的1416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4.8%，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外债总体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自2015年起按照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对我国外债进行分类和统计，并按季对外公布我国全口径外债数据，实现了与最新国际标准的接轨，提高了我国外债数据的透明度和国际可比性。三、审视全球各国外债安全线 外债作为一种资源，适度利用有助于一国经济发展，但如果过度依赖和不合理使用则可能产生债务风险。
其四，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落地，将推动外债规模趋稳。(window.slotbydup = 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u6927290, container: _8uh0i7n5px8, async: true }); 图1 2001年-2016年一季度末我国外债余额变动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带动短期外债迅速增长。
存量指标主要用于衡量经济体是否有能力获得足够的流动资产以履行其短期偿付义务或是否面临流动性问题，主要包括短期外债余额与外债总余额之比、短期外债余额与外汇储备之比等指标。对于我国外债规模及偿付能力的各种猜测和评价，也甚嚣尘上。
其三，外债去杠杆进程逐步放缓。国际上通常采用一些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来衡量经济体与外债有关的潜在风险。2015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国内经济下行等多因素影响，境内机构开始对外债去杠杆，外债规模逐步下降。进入专题： 外债风险 。未来，需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协调配合，共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因此，总体上看，我国外债风险可控。
一、近15年来外债规模快速上升 2001年以来，我国外债规模快速上升。下一步，外汇局将继续积极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密切关注外债总体规模及结构变化等情况，加强事中事后监测分析，有效防范外债期限和币种错配等风险，并以此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图3 2014年末以来全口径外债余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纵观2001年以来我国外债余额变动、结构变化及潜在风险，以及深入分析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债情况，可得知我国外债风险目前处于总体可控的状况。
从外债风险指标看，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等大部分指标在公认的安全线以内，而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各项安全指标高于公认安全线，但却未发生债务危机，表明发达国家的外债抗风险能力较高。这部分外债为本币外债，不存在货币错配风险和汇率风险，将来对外偿还时不需要支付外汇，不直接消耗外汇储备，因此风险不大。
此后，随着短期外债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其占比逐步回落至2016年3月末的62%，较峰值下降了16个百分点。债务率则衡量外债可持续性，通常出口能力越强，外债清偿能力越大，国际公认安全线为100%。与贸易有关的信贷之所以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猛：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5097亿美元持续增长至2014年的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7.8%。同时，中长期外债占比则由2013年末的22%上升至2016年3月末的38%，外债的期限结构明显改善。
从存量看，2015年1至4季度，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分别为16732亿美元、16801亿美元、15298亿美元和14162亿美元，总体上呈现逐步下降态势。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目前部分企业已接近完成债务去杠杆化进程，直接投资：公司间贷款（以下简称公司间贷款）等外债余额开始止跌回升：2016年3月末，公司间贷款余额较2015年末增长149亿美元，增幅为7%，扭转了2015年以来的下降态势。
总体上，发达国家外债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又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体现了各国利用外债资源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及前景相对较好，金融市场相对发达，通过发债等在国际市场上筹借资金的能力较强。
其中，负债率反映经济体外债规模与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且相对保守的安全线为20%。2015年，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回落至3.96万亿美元，短期外债余额才相应下降。
其中，流量指标主要用于衡量经济体的偿付能力，包括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等。首先，外债期限结构有所优化。四、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纵观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本世纪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外部表现为负债规模超出了其清偿能力，到期无力偿还债务，但深层次原因都是国内经济发展乏力、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债务过度依赖、外债资金使用效率低等多项因素的综合作用。近年来，短期外债增长较中长期外债增长更为迅猛，是推动外债总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看，将本币外债纳入外债统计，仅是外债统计范围和方法上的调整，不会增加实际的对外债务偿付金额，因而不会引起偿还责任的变化。目前，我国短期外债主要由与贸易有关的信贷（包括贸易信贷与预付款、银行为进出口企业提供的贸易融资等）、非居民（机构和个人）存款、境外短期商业贷款等构成。
一方面，发达国家货币是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资产货币，其本币外债占比较高（如美国本币外债占比高达94%），外债偿还受汇率波动影响小，还可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偿还债务。从其构成看，与贸易有关的信贷占短期外债的比重较高（如2012年3月末该占比超过75%），其变动占短期外债余额变动的平均比值超过50%（2009年更是高达97%）。
例如，2015年末，我国负债率为13%，债务率为58%，偿债率为5%，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之比为28%，均在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也优于发达国家和经济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关外债风险指标。2015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达9206亿美元，较2001年末增长了近10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8.6%，高出同期中长期外债年均增长率8个百分点。
